高群书执导的第一部电影《东京审判》上映于2006年，当时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有70年没有大众影像产出。在前期准备时，高群书跑了很多图书馆都没有收获。直到他的一位助理从自己的母校图书馆找到了一本《东京审判百名记者法庭实录》，才让电影有了拍摄的依托。

这种缺失并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遗憾，更意味着社会公众与历史之间的隔阂。《东京审判》的上映，也完成了对历史影像的一次填补。

而近二十年后，高群书再次执导了一部具备打捞历史意义的电影《生还》，这部电影关注的对象是在如今的抗战叙述中几乎被遗忘的队伍——东北抗日联军，描述了抗战后期三万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仅余七百生还者的真实历史。

在电影上映前，抗联对很多人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中的名词，它的存在是抽象的、概念化的，缺乏系统化的影像记忆，难以与个体情感发生连接。

高群书试图打破这种隔阂。电影取材于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的回忆录，以12岁女战士李童的视角展开抗联的残酷现实。在影片中，抗联的队伍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构成：有像李童一样十二岁便参军的少女，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，更有曾经的“山大王”。他们聚集在林海雪原之中，面对的是如幽灵般具备压迫感的日军。

图源：片方

《生还》讲述了抗联的“悲壮牺牲”，也展现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支点作用。这支近乎被遗忘的队伍，对抗日乃至解放战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抗联的生还者突围后渡江来到苏联，日后参与了苏军对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进攻，又在解放战争时期为第四野战军在东北站稳脚跟立下了巨大功劳。

打捞被主流话语遗忘的抗联历史，让这部电影具备了更多电影文本之外的意义。这和高群书对历史的长期关注有关，他告诉界面文娱，“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，尤其是被边缘化的历史叙事。”

为了更客观地还原这段历史，高群书在拍摄时采用了近乎纪实的手法，启用了去明星化的阵容，回归一种更加质朴的拍摄方式。他选择了远离流量，但更接近历史的方法，“如果要这个电影作为纯粹的商业项目，用电影手段，叙事手段，包括流量明星，观众只是看一个电影。”

作为故事的原型，晚年李敏沉浸在对这些逝去战友的回忆中，并且呼吁将历史书中的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。2017年，教育部下发文件将全国中小学课本中的“八年抗战”说法全部改为“十四年抗战”，而李敏则于第二年去世。高群书感叹，“（她）这一生最后画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句号。”

作为深耕国内影视行业多年的导演，高群书说自己现在就拍两类电影，挣钱的电影，或者虽然不挣钱但让被忽略的历史被打捞留存的电影，“到这个岁数，我们想怎么能留下点东西给这个世界。”

01 打捞抗联史

界面文娱：什么时候开始有拍《生还》故事的想法的？为什么选择用《风雪征程——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（1924—1949）》来作为故事的蓝本？

高群书：十年前就有了。这部电影是为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拍的，当时电影局想做抗联题材，我一直对此感兴趣，但具体题材选择了很长时间。英烈题材有人拍过，凌子风1949年就拍过八女投江，杨靖宇、赵一曼也各有两部作品。

图源：豆瓣

后边就很少人拍了。因为抗联队伍构成复杂，处境也比较艰苦。抗联是中国革命三大最艰苦之一（长征，三年南方游击战，抗联），而且是“最最艰苦”，因为孤悬在伪满洲国的腹地，日军的统治非常严密。

研究资料时，我发现了李敏，她退休后一直在呼吁把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，写到教科书里，2017年教育部落实了，2018年她去世，这一生最后画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句号。

李敏是12岁参加抗联，抗联更像个家庭，来源都比较复杂：有城里人，在山沟里活了一辈子的人，有土匪。所谓联军就是一个原则，只要打日本人都可以参加，比如金日成是朝鲜人在抗联第2军。谢文东、李华堂原来是有山头的土匪。

早年东北义勇军太分散，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下，才整合出有建制的抗联。抗联从成立时的十一个军，三万多人，最后只剩下七百多人，你想想这是什么惨状，但大部分人不知道这段历史。

于是就先看李敏的回忆录，看周保中的《东北抗日游击日记》，李在德的回忆录。那时候回忆录写得都比较真实，抗联战士常年在深山老林，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牺牲了。他们经常在山林里发现冻僵的战士遗体，也就是雪雕。

但牺牲值得尊敬，活下来的人也值得尊敬，他们活下来是多少人牺牲保护他们回来，《生还》有个主题就是保护。每次突围都是男兵在外面阻击保护女兵突围，女兵保护孩童。

李敏 著
版本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: 2012-12

界面文娱：电影没有刻意追求情节冲突，反而用一种更加真实的视角讲述了这段故事，故事的整体基调是怎么确定的？

高群书：我觉得这么拍更合适。如果这个电影作为纯粹的商业项目，用叙事手段，流量明星，观众只是看一个电影。但我觉得这个电影不管票房好不好，都能留下来。到我们这个岁数跟你们岁数不一样，我们想怎么能留下点东西给这个世界，不太去想挣多少钱了。